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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桑德尔之后,为什幺还要读席拉赫?《恐怖行动:一齣剧本》

在桑德尔之后,为什幺还要读席拉赫?《恐怖行动:一齣剧本》 

为什幺要读剧本?

  传统文学的经典作品多半出自剧本,但是现代台湾人不读剧本,特别是现代剧本。当代台湾作家也不以写剧本为挑战,但是我们各种小剧场依然活跃,只是散了戏观众找不到剧本可以回味。

  剧作家亚瑟米勒曾表示,所有文学形式中戏剧最难掌握。在剧本里,所有的张力不是靠「上帝的视角」,或是第三人的旁观来彰显,而是透过对话;好的剧本也同样考校作者对语言和言说的敏感度。而我们不读剧本,习惯被餵养,结果是我们天天看影音短片,却不见得理解怎幺才有「戏」,我们没有机会自己揣摩角色性格和场景寓意,也渐渐忘记如何去想像说话声音里的各种精微表情。

  台湾出版线众多,独独不愿冒险养出剧本读者,其实是文学拼图上的缺角,更是份遗憾。

为什幺要推席拉赫的剧本?

  因为他是席拉赫!

  费迪南·冯·席拉赫(Ferdinand von Schirach)从短篇小说起家,横扫书市,然后写了带自传色彩的长篇故事。他擅长设定条件去塑造角色,以日常生活中突然爆发的极端场景去逼视寻常生命下的波涛。他精于造「戏」。或早或晚他都抵不过挑战剧本形式的诱惑,不只是出于文学野心,而是有其内在理路。

  席拉赫在不同的故事中反覆陈述现代诉讼的侷限,更在小说《犯了戒》最后的刑事庭上以土耳其木偶辩证审判中的操纵与佯装。对席拉赫这样一位执业超过二十年的刑事辩护律师来说,法庭审判是一个舞台,在这舞台上搬演着不同的戏码:捍卫真理、维护正义、鉴定真伪、判别善恶。和作家一样,律师也得靠言语讲「故事」,只是法庭上总有竞争版本;而故事说得越精深,就越难用单一价值去谴责罪犯。不过只要是戏,就有可操纵和被操纵的部分,所有判决只是在这框架下选择出来的结果,充其量是一场又一场价值取捨的祭典,未必就代表了真理和正义。

  这一次,席拉赫以「恐怖攻击和反击」为轴,直接进入审判庭的辩论攻防。故事很简单:一位战斗飞行员为了拯救七万名足球观众,违背上级命令和联邦宪法法院的判决,击毁一架被恐怖份子挟持的客机,导致机上一百六十四名乘客罹难而遭致谋杀罪的起诉。戏更简单,只有两幕:第一幕听证审理,第二幕是辩方和控方的最终陈述和法官判决。但是全场往来的言词辩论却极不简单,饱含了当今民主社会面临恐怖攻击所带来的挑战和价值冲击。而席拉赫在剧终提出有罪与无罪的两种判决理由,将判决交给作为参审员的观众来决定:你要捍卫的是联邦法院出于人权考量的宪政秩序,还是尊重某个关键人物在紧急状态下出于保家爱国的动机而作的良心选择?

  藉着审判长的开场白,席拉赫表明了一个立场:法庭上的事实是透过语言交锋来重构,而法官衡量罪与罚,却不再代表上帝。他利用一个细节设计,让审判长提醒辩护律师穿上法袍,点出了法庭的舞台性质:穿上了法袍,就拉出了一个现代审理罪行的专业场域,也带出了职业权威。他又靠诘问塑造了一个军方菁英的性格与心理动机,开出整场辩论。

在桑德尔之后,为什幺还要读席拉赫?

  席拉赫第一个丢出来的问题是:生命的价值是否可以衡量?这问题并不新,也是美国导演史蒂芬·史匹柏透过《抢救雷恩大兵》的行动曾经探问过的。而席拉赫在剧本中所举的法学案例,让人联想到以《正义:一场思辨之旅》闻名的哈佛教授迈可·桑德尔(Michael Sandel)。二〇〇一年的九一一恐怖攻击永远改变了美国的政治思维和公共生活,桑德尔在随后各种攸关政治道德争议的议题中,偏向保障个人选择的自主性,而席拉赫的路径稍有不同,他想要辩证的是德国基本法的第一条:「人的尊严不可侵犯」。除了个人与集体、少数与多数之间的权衡,比起桑德尔,席拉赫的讨论还多了一个国家的角色。

  德国联邦宪法法院对尊严的解释是:「个人不该沦为国家行为的绝对客体」,凡是涉及当事人命运的决定,任何人不应该也不可以藉着国家或集体之名剥夺当事人参与决定的权利。在这一点上,我们看到德国社会特殊的历史背景。鉴于纳粹时代种族净化与优化的政策,使他们在当代面对「牺牲少数保障多数」的抉择时,带着更多政治道德上的挣扎。就那一点挣扎让「牺牲少数」的命题更形尖锐,也更撞击德国在战后为保障少数人的权利和尊重人权所做的一切努力。而席拉赫只用了两幕戏就将尖锐的争议刻画完成:当民主制度的理念和措施被恐怖份子当成「武器」,反过来攻击民主与自由的社会时,我们如何继续捍卫过去所相信的民主原则与人权价值?如何在社会安全与公民基本权利之间取捨?国家在其中该扮演什幺样的角色?爱德华·史诺登(Edward Snowden)用他的行动回答了这些争议,席拉赫用这齣戏传递了他的思索。

戏上演了,然后呢?

  席拉赫这部《恐怖行动》的故事雏形出现在二〇一三年为《明镜週刊》所写的一篇专栏里,后收录在《可侵犯的尊严》散文集。因史诺登的洩密,揭露了梅克尔总理被美国国家安全局监听的事件,藉此,席拉赫想要追问,恐怖主义是否将会决定民主社会的走向?二〇一四年他写成剧本出版。二〇一五年一月法国发生巴黎《查理週刊》总部的恐怖攻击案,让这剧中所有相关的辩证,成为某种先知性的预言。

  而这剧本是操作性很高的作品,单就德国一地在四十三个剧场上演了八百七十五场。出版短短一年多的时间,瑞士、奥地利、丹麦、匈牙利,远在他方的澳洲、日本和美国迈阿密都演了这齣戏。二〇一六德国公共电视台直接将这剧拍成年度大戏,在奥地利和瑞士同时放映,电视台录製有罪与无罪两种判决结果的版本,开放给观众票选。有趣的是,德国剧场观众的票选,无罪与有罪的判决呈现拉锯,但是表态的六十万电视剧观众却以百分之八十五的比例选择无罪开释。而根据全球十个国家上演剧场反馈回来的票选统计,超过二十八万的剧场观众以百分之六十的比率认为飞行员并无刑事责任[注一]。这些数据意味着,即便经历许多历史教训,即便高举人权,大多数的人在某些状况下依然认为牺牲少数保障多数是可以接受的。

  席拉赫在后续的剧评中被誉为当代的席勒,藉着一齣戏将公民社会对恐怖攻击的讨论带出了新的视野和深度,展现了现代启蒙的精神。而读者可以在本书附录〈请务必坚持下去〉的演讲稿中看到席拉赫本人的倾向。儘管他认为恐怖份子不是违反而是攻击法律制度,但在这篇讲词中,席拉赫选择信任现行的宪政体制,特别是其中宽容与自由的法律设计,依然是维护民主制度的最佳防御手段。但他并不囿于自己的立场,两种判决版本并非为了譁众取宠,而是藉此说明真理最终在于价值的取捨,不在法律论点的攻防。透过这种参与式的剧场表演,他将民主社会里的价值选择交给了观众,开启一个思辨的风潮。正如桑德尔在《正义》最后一讲所言:参与,而不是迴避有关道德信念的讨论,可能才是寻求社会正义最好的方式。

  台湾缺少某种正向的机制去正视社会中两极化的争议,或许席拉赫这份开放剧作可以作为我们公民民主教育的参考。而这齣剧本的出版,不只是抛砖引玉,企图诱发台湾读者愿意读剧本,更希望对台湾渐兴的政治哲学与社会价值的讨论添加薪火。

(本文为《恐怖行动:一齣剧本》导读)

在桑德尔之后,为什幺还要读席拉赫?《恐怖行动:一齣剧本》

书籍资讯

书名:《恐怖行动:一齣剧本》 Terror: Ein Theaterstück und eine Rede

作者: 费迪南‧冯‧席拉赫(Ferdinand von Schirach)

出版:活字文化

[TAAZE] [博客来]

首图出处:Terror – Ihr Urteil(本书改编戏剧)

注一:全球各地上演的剧场和观众票选结果,可以参见以下网址

这网站持续更新各地剧场的统计数字,累积起来的数据呈现出不同地区对恐攻问题的反应。比如,日本四场演出,是全球唯一全部判决有罪的国家,成为德国媒体想要探问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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